天津港傳統集裝箱碼頭全流程自動化升級改造項目現已實現全面運營。該項目集成物聯網、人工智能、5G技術、云計算等多種技術，實現了無人自動化集裝箱場橋、無人駕駛電動集裝箱卡車、無人智能解鎖站和無人集裝箱岸橋規模化成組應用。新華社記者 趙子碩攝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在數字化春風的吹拂下，數字化的“種子”已經在傳統產業生根發芽，但效益如何?數字技術和傳統產業深度融合的難點在哪里?中小企業如何從數字化轉型中真正獲益?

智能施工、遠程運維、線上融資、“云端”辦公……在我國經濟從高速度邁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以數字產業為引領的新經濟模式，正在賦予傳統產業新的“生命力”，一個辛勤耕“云”、努力種“數”的智慧春天正悄然而至。

一次“顛覆”的旅程

“一切都是比特：比特的移動速度比原子的移動速度更快，成本更低。”這是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對數字化本質的經典描述。對于傳統行業而言，數字化轉型就是一次“顛覆或被顛覆”的旅程。

2020年9月16日，“保密了3年”的阿里巴巴新制造平臺——犀牛智造正式亮相，當天“一號工程”犀牛智造工廠也正式投產。一舉將服裝行業平均1000件起訂、15天交付的流程，縮短為100件起訂、7天交貨，比快時尚鼻祖ZARA還要快7天。

記者了解到，犀牛智造具備高度柔性的供應鏈能力，可以按需生產、以銷定產、快速交付。“‘犀牛智造工廠’將中國互聯網優勢和制造業優勢相結合，數據驅動、精準對接供需，為數字時代全球探索未來智造提供一種參考。”阿里巴巴犀牛智造CEO伍學剛說。

2020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海康威視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宗年下決心“力挺”能源互聯網。2020年1月28日前后，海康威視復工，但上游供應“斷鏈”，讓這家年營業額500億元的明星企業難復產。

依靠能源互聯網廣泛采集的電力大數據，國網杭州供電公司應用“企業復工電力指數”，精確鎖定整條產業鏈的“斷點”。很快，海康威視上游主要供應商的復工指數清單，被呈送當地政府。政府幫助60家供應商接回工人、組織復產，為紅外測溫儀生產提供配件。到2020年2月中旬，海康威視高端紅外測溫儀日產量已經突破1500臺。

“能源互聯網搭建起了一條數字化發展的高速公路，推動不少物聯網、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企業共同駛上加速發展的快車道。”親歷新冠肺炎疫情，陳宗年深有體會。

盡管中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但企業的轉型之路并非一帆風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透露，據調查，在嘗試轉型的企業中，50%以上企業認為成本沒什么變化，甚至還有不少企業認為成本提高了，收益也沒有增加。

數字化是轉型手段

當前，我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注重規模經濟變為注重質量效益。而充分運用數字化技術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各行各業未來發展的必經之路。

在騰訊研究院智慧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吳朋陽看來，產業互聯網推進數字化，能夠幫助傳統行業有效解決3個核心問題。

一是規模，即市場規模是否能持續增長。傳統企業借助互聯網廣泛的數字連接能力，能夠有效打破時空的局限，將產品和服務提供給更廣泛的用戶以實現規模增長。

二是效能，即企業生產運營是否能夠有效實現降本增效。數字化能夠促進傳統企業構建量化能力，讓企業能夠度量、分析和優化其生產運營的各環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是質量，即企業的產品或服務能否提高質量及競爭力。數字化不僅能通過提高生產運營的精度，提高企業當前產品或服務的質量，還能幫助企業創造出新的產品或服務來獲得新市場。

毫無疑問，數字化已經成為傳統產業的必選題，可為何不同企業的獲得感卻差異巨大?“差異主要來自于企業家對數字化的理解。”賽迪顧問智能制造產業研究中心總經理張龍說，“數字化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為了數字化就使用價格昂貴但效果甚微的傳感器、軟件或系統，而是要先對企業目前的狀況進行有效的問診評估，在成本范圍內選取收益最高的環節優先進行數字化改造。”

吳朋陽分析認為，這種差異有幾方面原因。首先，企業所在的行業屬性不同。與消費者聯系越緊密的行業企業，數字化的積極性和成效越明顯。而企業到企業的行業(2B)、低數據處理需要、高度依賴現場體驗的行業企業，往往數字化涉及投入較大、周期較長，且效能不容易顯現，直接增收會比較難。

其次，企業自身的資源稟賦不同。在同樣的行業中，不同企業的數字化發展力度也會存在明顯差異，這主要由企業所具備的資源、能力、商業模式等差異決定。

“很多企業誤認為數字化轉型是管理層的工作，與基層員工無關。其實大多數轉型戰略的具體執行還是要依賴于基層員工的配合，否則轉型工作終將淪為面子工程。”帆軟數據應用研究院院長楊揚說。

改造需結合行業特點

雖然數字化在提高效益和可靠性方面潛力巨大，但許多國家的表現并不盡如人意。例如，美國僅實現了18%的數字化潛力，歐洲國家這一數據更低至12%。這種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復雜性”。一項調查發現，“傳統技術的復雜性”是數字化轉型的主要障礙。大多數受訪者表達了對企業“技術生態系統日益復雜”的擔憂，并對解決數字化性能問題缺乏信心。

記者了解到，傳統產業數字化最普遍的問題和障礙，主要是錢、人和商業模式。吳朋陽認為，資金不足的問題，本質是對投入產出比的不確定導致不愿貿然投入資金;數字化人才不足，反映出全社會需要加大培養力度;商業模式缺乏，則是傳統企業普遍面臨的困惑，需要與數字化深度融合、創新才能突破。

可以說，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需要勇于嘗試，但也不能過于激進。要依據行業特點和企業自身情況，循序漸進地實施。

“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是大趨勢，只不過過程有緩急，需要轉型的環節也因行業各異。”張龍說，比如在汽車、3C等自動化基礎優良的離散型制造行業，或者鋼鐵、能源等生產制造過程相對成熟的流程型制造行業，可以加速擁抱數字化轉型。而對于白酒等工藝相對傳統的行業，核心工藝尚未找到合適的數字化轉型道路，則可以先從管理、物流等其他環節入手，尋找適合的數字化轉型之路。

在數字化轉型中，最為艱難的莫過于中小企業。對于他們而言，數字化轉型的投入和產出往往不成正比。如何才能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本，讓其真正享受到數字化紅利?

張龍認為，中小企業要優先解決那些難度較低、效果顯著的問題。通過對自身的診斷，將現有問題分層級歸納，將投入成本少、實施周期短、轉型效果明顯的問題放在第一梯隊進行改造，同時充分利用公有云資源，在保護核心數據的大前提下積極擁抱云上資源，降低云部署成本。(記者 王軼辰)